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可以说是西学泛滥，儒学挣扎，“中国化”的声音一直流于空谈，学界可说是一片乱象。虽说乱，但乱中也有亮点：学界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在国家实力迅速上升之际，重建中国学术体系，提升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已是刻不容缓之事。在此当口，《子藏》编纂出版，诸子学再兴，尤其是方勇教授独树一帜地提出“新子学”构想，实在是正当其时，其当下意义不可低估。
那么，诸子学的再兴，“新子学”的构想，能否给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国学研究带来新气象？诸子学的再兴，“新子学”的构想，对扼制西方思想文化的泛滥能否发挥一定的作用？诸子学的再兴，“新子学”的构想，能否为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的建立贡献力量？值得期待。
诸子学与儒学一样虽然都是旧学问，但汉以后儒学独尊，成为官家主流意识形态，诸子学则被长期边缘化，这是它与儒学的最大不同之处。也正因为诸子学不入官家法眼，反而使它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保留了华夏思想文化成熟期的原初状态。提倡“新子学”，再兴诸子学。追寻诸子，就是追寻华夏原初精神，就是追寻中国学术之根。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学术都是生发于这个民族的远古根脉。先秦诸子的可敬可贵之处，即在于他们能以其非凡的思辨力和深邃精妙的文字，将远古以来我们民族所创造和积蓄的思想文化财富，以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方式，总结记述在他们的著作中，儒、道、法、墨、名、阴阳等各家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易思维、道观念、仁思想、法意识、兼爱、逍遥、阴阳、名辩、轻重、兵法，等等，都是先秦诸子为我们留下的珍贵财富。他们为今天创造建构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追寻诸子，无疑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学术根脉，提高我们的文化自信心，帮助我们摆脱因长期受西学浸淫而造成的学术上的困窘之境，激励我们去开辟中国自己的学术道路。
同时，体现在诸子身上的那种活跃的思维，独异的精神，广阔的视野，神驰八极的精神世界以及以标新立异为傲的首创意识等，这些华夏精神中固有的思维活力因子，也正是眼下中国学人最缺少的质素；而要重振中国学术，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些质素。长期以来，由于“独尊儒术”，唯“儒”是从，国人的思想被嵌制在官家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读经、注经、释经成了文人的唯一作业，舍此没有真学问，非儒之诸子不是被排斥，就是用来注经、证经，充当儒之“羽翼”。儒家斥墨家为“禽兽”，批名家为诡辩，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独异者被视为异端，后儒甚至对持异端思想者施以严酷迫害，如李贽的遭遇即为一证。由此，造成了中国文人思维固化、创造力严重退化。中国有着数千年不间断的历史，却缺乏影响世界的“软实力”，原因或许正在于此。从这一点来说，再兴诸子学，追寻诸子，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先秦诸子的首创精神，使华夏学人本有的创造性思维重新回归，打通被堵塞了的思维之途，唤醒被麻痹了的思维神经，让国人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僵化模式中解脱，激发出被抑制已久的创造活力，让思维世界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超越诸子，走向现代，创建与中国的世界地位相匹配的中国学术、中国思想、中国哲学。
此外，先秦诸子那种独立不羁的学者精神也具有无穷的榜样力量，我们应该借力诸子，来克服或隐或显地存在于我们身上的文化屈从意识。这种文化屈从意识，存在且长期得不到克服，对中国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是眼下中国学术界最令人不安的问题。依附权贵的屈从，泥古不化的屈从，崇洋媚外的屈从，都需要克服，而眼下最需要克服的是崇洋媚外的屈从，因为在中国，所谓精英分子中，崇洋媚外者甚多。这些学术精英逢洋必捧，逢中必贬，对西学崇拜得五体投地，而对中国学问则无论古今，皆弃如敝帚，不屑一顾。言必称希腊，师必从西方，每介绍一位西方学者，莫不以大师相称；每引进一部西方著作，莫不以精品冠之；凡西方思想皆“先进”，凡西方学问皆“现代”，唯西方马首是瞻，观之令人心寒。当然，中国学者不应该拒斥西学，也没有必要拒斥西学，近代以来的情况证明，中国学者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从不拒绝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这是由中国学问的先天包容性决定的。有容乃大，正是这种包容性才使中国思想文化如此丰富多彩并延续数千年之久。但是文化包容性是母体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与融汇，对学者来说，是在文化自信基础上，自觉地对外来文化进行有选择的采纳和吸收，而不是照搬，更不是屈从。文化包容与文化屈从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化包容精神应该提倡，而文化屈从意识则应该克服。我们应该趁诸子学再兴的机会，借力诸子，从我们的头脑中驱逐这种文化屈从意识，让中国学术事业健康发展。
有一点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提倡“新子学”，寻求诸子学的再兴，也不应该与目前出现的儒学热形成对垒局面，而应该是彼此兼容交汇，在争鸣中推动中国学术的新发展。实际上，儒学就在诸子中，更是诸子中之佼佼者，只是由于长期处于“独尊”地位，不免养成了傲视非儒诸子的坏脾气，这种唯我独尊的思想不过是历史的残存，虽然还不时地出现在今儒身上，但它不应该成为中国古今学术大融汇、大发展的阻力。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任何自我封闭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这不仅不利于自身的发展，更不利于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事业的发展。无论是诸子学研究还是儒学研究，都应该是开放式的，绝对不能画地为牢，自我封闭。期望中国学坛能够出现百家争鸣、相互切磋，共襄学术大业的新局面。
追寻诸子，重建中国学术的想法不是始于今天，早在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诸子学就曾一度十分兴旺，胡适就曾说过：“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再版）今天西学对中国文化思想学术乃至人民生活的影响，较之胡适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无论是旧儒学还是新儒学，都已无力抗衡西学，当此之际，诸子学再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胡适确有先见之明，但他欲借诸子以移植西学的主张，我本人并不赞同。我以为不同文化可以取长补短，彼此吸收，相互交融，却不可移植，实际上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移植别国文化为自己文化。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但我们不能说日本移植了中国文化，只能说它学习借鉴中国文化，从而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即便现在日本文化中仍然可以见到中国唐文化的遗存，但那也是日本化了的唐文化，而并非原汁原味的中国唐文化。日本文化自有其独特个性，其与中国文化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胡适的移植说，是他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移植的结果也不甚理想，不中不西，不伦不类。哲学家金岳霖就曾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说，胡适的这部著作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不像是中国人写的，倒像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写的。
当然，我这样说也不是要否定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应该说，胡适的这部著作在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必须肯定的。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胡适诸子学研究工作中的不足。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暴露出来的问题说明，中国学者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主体意识不可缺位，要以中为主，以西为辅，不能颠倒主次。中学与西学之间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融会贯通，但不能比附，不能移植，不能简单地以西方思维方式阅读诸子。中国学术话语权之所以丧失，主要是因为中国学人主体意识的缺位以及文化屈从意识的作祟。今天再兴诸子学，应该吸取前辈的经验教训，在重新找回中国学术话语权、重建中国学术体系的伟大工程中，有意识地借鉴先秦诸子所创设的学术理念和概念术语，创造出新的具有现代特性的中国学术话语，用中国学术话语表述中国学问，重塑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
诸子学研究无疑是一种学术事业，但我以为，在当今华夏民族大复兴的时代，任何学术都是和民族、国家的命运相系的，我们要创建以世界为舞台的全新的中国学术事业，就不能让自己躲在“象牙塔”内，拘泥于所谓“纯学术”；而应该学习先哲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将学术研究与民族的复兴紧密地结合起来。其实诸子学研究根本就无法回避政治，除了子学本身先天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之外，要想使子学研究服务社会，服务现实，就必然地与社会与政治发生关系。更何况构建中国学术新体系，重建中国学术话语权，让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个与政治相关涉的繁重任务，任何有抱负的学者都会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当然，我这样说并非是主张把子学研究与政治捆绑，我只是认为我们的学术研究不应该是象牙塔里的事业，而应该为中华复兴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可追溯的历史长达五千年，其中近三千年有文字记载，并延续至今，不曾间断。这一世界历史上仅有的现象，充分证明华夏原初精神无疑是一种充满开拓意识的创造性精神，不然我们就不可能在历经磨难之后还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继续创造着新的奇迹。因此，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创造性思维乃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思想文化因子。这些极其珍贵的思想文化因子就保存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提倡诸子学，就是开启这座宝库，开掘这些被摒弃已久的宝贵财富，让它为创建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学术大厦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河北保定学院中文系）